摹写外貌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有效手段，但不是最重要的手段，因为外貌和人的思想品质的联系不是绝对的。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说“面”与“心”并不总是一致的。有的人其貌甚丑而其心灵极美，就象《巴黎圣母院》里的敲钟人加西莫多和《水浒传》里的武大郎那样。有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莫泊桑在《羊脂球》中所描写的那些体面的绅士和太太们，刘基在《卖柑者言》中所抨击的那些峩冠博带的封建官僚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判断一个人的主要依据是其言语行动而不是相貌长得如何。

“言为心声”，一般说来语言是思想感情的直接体现，一个事事如意的人说话就不会见棱见角，而一个忧伤愤激的人则不可能说一些熨贴人心的话语。一个沉默寡言、逆来顺受的老好人，不断受人欺辱，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也会一反常态，对压迫者进行滔滔不绝的控诉。有的春风得意，夸夸其谈，一旦受到严酷的打击，则噤若寒蝉……这些表明语言与人的性格、处境关系极为密切。要刻画人物的性格，展示人物的处境，描写人物的语言(即对话)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

描写人物的语言比描写肖像难度要大一些。人物的肖像，作者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即第三者的语言来展示，所以比较自由；人物的语言则必须完全符合人物自身的特点，作者不能越俎代庖，出面代替人物说话。影响人物语言的因素是复杂的，诸如职业、地位、文化教养等等，都会从语言中反映出来。很难设想豆腐西施杨二嫂会和老实巴结的农民闰土用同一腔调讲话；热衷于研讨哥德巴赫猜想的人会成为“形象思维”的积极鼓吹者；贾府的守门人焦大会同纨袴公子贾琏、贾珍想到一块说到一块去；博通经史的薛宝钗和不识文墨的哥哥薛蟠会有“共同的语言”！人们常说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必须个性化，即是说语言要具有人物个性的特征，使读者闻其声而知其人，闻其声如见其人。具有个性的东西，是特殊的，绝无仅有的，却不是孤立绝缘的。它们有个性、特殊性，也有共性、一般性(或类型性)。因为“任何个别的东西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一般的东西。”(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在豆腐西施杨二嫂的身上就有旧社会一般小市民的那种为世所害而又玩世不恭的特点；闰土的辛苦麻木无疑是社会折磨的结果，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里，象闰土这样的人几乎随处可见。个性中有一般性，一般性却不等于个性。

要使人物的语言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不仅要于异中见同，显现其一般性，尤其要于同中见异，突出其特殊性。特殊性是在众多因素的影响制约下形成的，只有对人物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才有可能发现、掌握和显示同类人们(指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点)之间的差异，使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性格、习惯和方式讲话。《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和林黛玉讲话都有辣味儿，但两人的辣很不一样。她们一个横强泼辣，出言吐语念念不忘显示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一个洁白清高，欲出污泥而不染，便以语言作为防范的武器。一个文化不高，但世故颇深，八面玲珑，练就一张巧嘴，加上有权有势，使人闻而生畏；一个知识渊博，语汇丰富，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且生性直爽，语不饶人，所以人皆不敢搂其锋。好的对话描写就象这样，不仅能于异中见异，而且能于同中见异。《红楼梦》中那么多年轻美貌的女子各讲各的话，几乎找不到雷同的例子；《水浒传》中那么多勇武的草莽英雄，谈吐也各不相同，李逵和鲁达，武松和林冲都不一样。写作文学作品要做到人物语言个性化，首先要熟悉人民群众的语言，各行各业的语言，平时要特别注意那些富有特色的语言，记录它，积累它，研究它，并且经常琢磨怎样把人物的语言写好，写生动，就象俄国作家屠格涅夫那样，在朋友家作客吃饭时都要想一想自己正在构思的人物处在那种场合要讲怎样的话。

人总是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与周围的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联系。文学作品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再现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的。交代矛盾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介绍人物之间关系变化的情况，就构成了故事情节。描写语言如果只是为了表现人物的性格，那么前后就可能没有连贯性，不能成为结构严密的整体。因此，安排对话要有助于揭示矛盾，以利于情节的发展。也只有这样，人物语言才活泼传神。《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写武松打虎后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武大，发现嫂嫂潘金莲作风不正。临走前三人在一起喝酒，有段对话十分生动：

武松再筛第二杯酒，对那妇人说道：“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武松多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

看觑他。常言道：‘表壮不如里壮。’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烦恼做甚么？岂不闻古人言：‘篱牢犬不入。’”那妇人听了这话，一点红从耳朵边起，紫漒了面皮，指着武大便骂道：“你这个腌臜混沌！有甚么言语，在外人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肐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甚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儿瓦儿，一个个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应，却不要心头不似口头。既然如此，武二都记得嫂嫂说的话了，请饮过此杯！”那妇人推开酒盏，一直跑下楼来，走到半胡梯上发话道：“你既是聪明伶俐，却不道‘长嫂当母’！我当初嫁武大时，曾不听得说有甚么阿叔，那里走得来！‘是亲不是亲，便要做乔家公’。自是老娘晦气了，鸟撞着许多事！”哭下楼去了。

这是武松和潘金莲较量的第一个回合。武松极精明，且已知嫂嫂的底里。开头话说得不多，但很有分量。为了照顾这位嫂嫂的面子，也是为了顾全哥哥，他只是旁敲侧击，没把事情说破。前面对哥哥讲的话却极具体明白，因为哥哥憨厚，不如此不能奏效。这里对嫂嫂说的则极原则(以免撕破面皮)、极锋利(以示警戒)。一来知道潘金莲是个聪明人，稍予点破，她就会理解；二来料定潘金莲不会把哥哥武大放在眼里，不予警戒，怕她招蜂引蝶，惹出事来。潘金莲心里有事心里惊，一听武松的话，早就明白了他的用意。但她是个既淫荡又泼辣的女人，凡这样的人总爱把自己说得洁白无瑕，好象比谁都正经。她在回话中不但为自己洗刷，而且反守为攻，要武松说话“一句句都要下落”。武松光明磊落，所以毫不惊慌，他接过潘金莲的话，表示希望她能心口如一，不要口是心非，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并且说他已把她的话一一记在心头了。这就作了暗示：往后若是食言，出了问题，使哥哥武大受累，他武二是不会放过的。潘金莲虽然口齿伶俐，终因自己襟怀不正，行为不端，而败下阵来。这里通过对话展示了潘金莲和武松、武大之间的矛盾，为以后潘金莲毒死武大、武松杀嫂张本，也就是说它对情节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类似的例子可举出很多很多，典型的如《红楼梦》第八回薛姨妈请酒那段，贾宝玉听了宝钗的话，把酒烫热了喝。林黛玉心中不悦，趁小丫环雪雁送火炉儿来的机会数落道：“也亏你(明指雪雁实指宝玉)倒听他(明指紫鹃实指宝钗)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的比圣旨还快呢！”一席话揭示了黛玉和宝钗之间的微妙关系。她们两人间的矛盾正是这部宏伟著作故事的结构线索，人物的出场，情节的发展都紧紧围绕着它。

当然，不应把安排人物对话当作铺展情节的主要手段(除开话剧)，那种不厌其烦地描写人物对话的做法，只会使作品显得单调沉闷。高明的作者总是把对话穿插在叙述之中，并且一般都比较简短，比较精辟。例如《安娜·卡列尼娜》写安娜在自杀前坐在车上听见一个女人用法文挤眉弄眼地咬着舌头说：“赐予人理智就是使他能够摆脱苦难。”尽管她当时说这句话仅仅是为了卖弄，为了炫耀自己的思想和语言，但这句话对于一个厌世者发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啊！不啻将已经痛苦不堪的安娜向死亡之路猛推了一把。因而话虽简短，却对情节的铺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儒林外史》第一回写王冕在看了礼部颁布的以八股文取仕的文告后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一语破的，把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病深刻地揭示出来，有警世醒俗的效用。《巴黎圣母院》中的艾丝米哈尔达在回答甘果瓦的问话时说：“呀，爱情么！”“那是两人合而为一。那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合成一个天堂。那就是天堂。”这话清楚地表明了她对爱情的理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显得凝练而又优美。精彩的对话描写，不仅语言凝炼而优美，还能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揭示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生活规律，并且对它作出有力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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