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有伪真，无有故新

“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出自王充《论衡·案书》：“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请古人贤今人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

在汉代，经学大倡，许多人“白首穷经”，文坛也迷漫着复古之风。王充首先指出当世“好高古而称所闻”，“贱今而轻所见”的倾向的荒谬。他认为文章只有真伪之分，不应该由于古今不同而有所厚非。并提出“优者为高，明者为上，实事之人，见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于后，见是推今进置古。”(《超奇》)强调实事求是：只要是高明的就加以肯定，坏的就加以贬斥，只分是非，不分古今，看到错误的，即使是古代的，也要降低它的地位，把它放到后面；看到正确的，即使是今天的，也要提高它的地位把它放到前面去。这种实事求是的评价作品的主张无疑是符合社会进化的客观规律的。

为世用者，百篇无害

“为世用者，百篇无害”这句话出自王充《论衡·自纪》：“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王充论文继承儒家“尚用”的主张，认为文章要有为而作、因事而发：“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对作》)并提出文章应该有劝善惩恶的作用，反对舞文弄墨的形式主义倾向：“天文人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

在汉代辞赋形式主义倾向盛行和官方哲学上谶纬五行学说泛滥之时，王充务实尚用的文学主张，体现了进步的思想倾向，对后代文学理论和创作部有积极影响。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王安石说：“文章务为有补于世。”欧阳修说：诗人之意“善者美之，恶者刺之。”

顾炎武认为，文章“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条》)在我国务实尚用的写作传统可谓历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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