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是我国古代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解释不一。语出《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诗言志”，这是最早给诗下的定义，被朱自清称为中国古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先秦其他典籍也有类似的言论。如《庄子·天下》：“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历汉魏晋至于明清近代，“言志说”可谓源远流长。

关于什么是“志”，历来解释不尽相同，各个时期对诗的“志”和“情”的关系问题的认识也有分歧。早在两汉时，《毛诗序》在强调“诗者，志之所之也”的同时，也指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汉书·艺文志》也说：“哀乐之情感，而歌咏之声发。”可见当时“情”与“志”是并举的。

因此在“言志”之外又有“缘情”之说。如《毛诗序》首先提出：“吟咏性情。”刘歆《七略》也说：“诗以言情。”《汉书·翼奉传》甚至有：“诗之为学，性情而已”的说法。魏晋时期，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诗缘情以绮靡。”以后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更强调：“情者，文之经。”这些都说明人们对于诗歌的本质特征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即诗歌不仅要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还要待别强调其抒情特征。

直到唐代，孔颖达在为《左传》作《正义》时还指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可见“缘情”与“言志”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为补充的。至宋代，理学盛行，邵雍辈除片面强调“言志”，还对“缘情”的“情”加以限制。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当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从此出现了“言志”和“缘情”的对立。但一直至明、清、近代，情、志并重在古代文论中仍是主流。这对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健康发展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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