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深以浅，喻难以易

这句话出自《论衡·自纪》：“何以为辩，喻深以浅；何以为智，喻难以易。”王充在语言表达上追求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他认为语言和文字的区别在于“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定贤》)，其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都应该明白晓畅：“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它们都没有理由“隐闭指意”。

古代经传之文现在读起来难懂，也是因为“古今言殊，四方谈异”，语言发生变异的结果，并非圣人在当时故作艰深。王充从创作实际出发，特别指出要做到明白晓畅，绝非思想内容的肤浅、低下，恰恰相反，“深入浅出”正是作者“辩”、“智”的体现。

要做到深入浅出是要付出努力的：“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者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迁而难睹。”这不仅对当时艰涩的文风是有力的批判，对今天的写作也仍有现实意义。

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

这句话出自王充《论衡·自纪》：“饰貌以强类(强求类似)者失形(失其本来面目)，调辞(修辞)以务似者失情(影响表情达意)。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醋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

王充在论述文学创作时，反对因袭，主张要有独创性。他把那些死啃经书陈言，不肯逾雷池一步的儒生视作“鹦鹉能言”。他认为摹拟的结果会失去自己的特色，而特色正是各种事物本来应该具有的。连儿子和他们的父母面目都不相同，写文章又何必要求与古人相合呢！

世上美好的东西各不相同，却都能给人耳、目、口、舌以美感、快感，文章也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如果一定要墨守陈言旧规，以合于圣人，就等于尧眉八彩，也要求舜眉八彩；舜目重瞳，也要求禹目重瞳一样荒唐。对当时盛行的摹拟之风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后来韩愈提出“唯陈言之务去”，“不蹈袭前人一言一语”。元好问说“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都是和王充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即使在今天，反对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也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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