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约公元前280一前232年)是韩国贵族后裔，曾经跟从荀况学习。他对以前的法家学说进行了深入研究，成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虽然口吃，却善于著书，所著《韩非子》一书共55篇。秦王赢政读过韩非的《五蠹》、《孤愤》等文章，对他的思想非常赞赏，说道：“嗟夫，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韩非生活的年代处于战国后期，由诸国争雄走向统一，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韩国是当时诸国中的弱者，受到周围其他各国的威胁，尤其是秦国的多次攻掠。韩非曾多次上书韩王，提出革新政治富国强兵的主张，但都未被采纳。公元前234年，秦准备进攻韩，韩王见情势危急，于是派韩非出使秦国。到了秦国，他上书秦王赢政，劝说秦王先伐赵而缓攻韩，因而遭到秦大臣李斯等的谗害，被下狱囚禁，次年在狱中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的历史观和政治学说，反映了地主阶级要求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利益。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后世的社会制度取代前世的社会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韩非的这种历史发展观，在先秦思想家中是相当进步的，并且为实现统一和封建统治者进行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五蠹》一文中，韩非论述道：远古的时候，“人民少而禽兽众”，于是有圣人出来，“构木为巢”，使人民免受禽兽虫蛇的伤害;人们所吃的食物，都是野果、蛤蚌等，“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于是有圣人发明了钻木取火技术，人们可以吃到用火加工过的熟食了。社会在发展，生产技术随之不断改进，如果有谁在文明已达到相当发展程度的时代，仍去“构木为巢”，钻木取火，肯定会受到人们的嘲笑。

韩非把历史的进步归功于少数“圣人”的作用，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他肯定了历史不断发展变化的事实，却是可贵的。(3652ww.com)与他相比，先秦时代的有些思想家经常主张复古或认为历史永恒不变。而韩非却说：“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韩非的历史眼光是向前看的。

由于历史是发展的，因此社会制度和统治政策，也应随着变化了的时代而进行变革。韩非说，治理国家要“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的这段话，令人想起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名言，两人的变法观在精神实质上也是相同的。韩非嘲讽那些不顾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一味抱守所谓的“先王之道”来进行统治的人，正像守株待兔一样可笑。他说：“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关于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韩非说：古时“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当今“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因此，远古之时能够不施行赏罚，而以仁义治国;而当今即使加重赏罚，也避免不了社会冲突和争乱。韩非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人口的增长，这是不正确的，但他认为人性和道德是伴随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观点是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

历史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各个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对这一点，前期法家商鞅已经有所认识，他说过：“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商鞅的这种社会发展“三世”说是不科学的，但他强调历史是发展的，时代和社会发生了变化，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随之变化。商鞅的“三世”说是为他的“世事变而行道异”的变法原则提供论据。与商鞅相似，韩非也对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进行了概括，他说：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所谓“争于气力”，就是说要获得统一天下的力量，就必须拥有国富兵强的物质基础。“争于气力”的观念，反映了处在上升阶段的地主阶级积极进取的精神。韩非认为要富国强兵就必须重视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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